王紀潮撰(湖北省博物館研究員，從事中國古代文化史研究) 　　《自然科學史研究》第24卷第1期(年)：13～28頁 　　

　　摘要

薩滿教是中國先秦兩漢社會一直存在的宗教現象，其主要特徵是依靠昏迷技術與鬼神世界交通、招魂和治療病人。在薩滿昏迷當中，麻醉性的藥物既是薩滿的工具、巫醫合一的標誌，又是儀式象徵和宗教崇拜物。 　　 　　中國上古社會可能存在藥用植物的崇拜，烏頭、附子可能是薩滿昏迷中的致幻劑。春秋戰國之後由於儒家思想成為官方主流意識，薩滿昏迷幻境所產生的神性遭到了官方“天命”的意識形態抑制，這造成了巫醫的分離，並有可能影響到了薩滿醫療技術的轉向，但也擴大了昏迷藥物的使用範圍，促進了醫療技術的發展。兩漢時期，醫療技術的獨立發展可能是薩滿昏迷藥物漸至湮沒的原因。 　　 　　張光直很早就指出中國上古社會的薩滿教性質，他的研究重點是放在政治、神話、藝術之間的關係上面。在談到中國社會薩滿的特徵時，他引用了《九歌?雲中君》關於雲中君飛行的一段文字。這種飛行是什麼性質的飛行，他沒有講，但他隨後在書中提到了周策縱教授的一項研究，“巫是最早使用藥物，並把醫術傳給了古代的君主與聖賢”。這二者之間有無聯繫，張本人也沒有講，只是認為周的觀點有趣。 　　 　　學術界認為薩滿教區別其他巫術的一個基本特徵，就是巫術飛行。按照埃利亞德(M．Eliade，—)的解釋，所謂的“飛行”就是薩滿本人相信他處在幻境(trance)期間，靈魂飛上了天或者下到了陰間([3]，5頁)。埃利亞德認為舜就是中國傳說中第一個有飛行能力的人([3]，頁)。從科學上看，古人的飛行只是一種幻想。但是，在世界各地大量出現的這類飛行傳說和神話，如果僅僅用“這是人類的幻想”這一句話打發掉，那麼古代社會的宗教意識形態的研究就會變得非常簡單。實際情況當然不是這樣。今天大多數學者都認為真正薩滿教的先決條件就是有無幻境([4]，74頁)。幻境的產生除了西伯利亞極地地區有天然疾病因素造成人的精神紊亂和個人的天賦異稟之外([3]，24頁)，多數地方的薩滿昏迷(Shamanicecstasy)都有依靠藥物來獲得的證據。 　　 　　目前國外考古學界掌握的材料也支持這個論點，薩滿利用藥物的考古證據其時間一直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①。 　　 　　人類藥理學(ethnopharmacology)和精神藥理學的研究發現，初民社會通過使用致幻性植物發展出昏迷性藥物②的崇拜是一種跨文化的現象。人類在文明之初的採集活動和醫療實踐中常常會遇見各種麻醉l生或毒性植物，它們對大腦神經系統產生的致幻作用很容易就被吸收到早期的宗教活動中。一般來講，掌握昏迷藥物知識的都是部落的知識分子、巫覡或薩滿，昏迷藥物能更方便地使之與鬼神交通，這就很容易形成對昏迷藥物的崇拜。在印度有以蘇摩(soma)為中心的藥用植物崇拜③，在南美印第安人有佩約特(peyote，一種有麻醉作用的仙人掌)崇拜，在北美的印第安人當中，幾乎所有部落都存在曼陀羅(Datura)植物的崇拜，原因就是它能引發薩滿的基本行為，如巫術飛行、下陰間、轉變為美洲虎、帶回病人的靈魂等([5]，頁)。在薩滿教的原發地西伯利亞，薩滿們則普遍流行蘑菇治療儀式。過去我們對非洲的情況一無所知，近些年考古學家在撒哈拉也發現有人類使用致幻性蘑菇的早期宗教崇拜現象，如在阿爾及利亞的高原(Tassilli)廷塔紮利夫(Tin—Tazarift)遺址發現的距今～9OO0年表現薩滿昏迷舞蹈的岩畫。然而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卻缺乏對麻醉性植物的崇拜現象的類似記載，這就令人感到奇怪。是不是中國人特別理性，在宗教活動中不使用致幻劑，或者就沒有類似的麻醉性植物呢？恐怕還不能這麼肯定。我認為這大概是由於中國古代較早形成了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官方意識形態，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的思想一直貫穿於官方文獻，所以很少記錄薩滿昏迷或者巫術飛行的事例，也就很少有相關麻醉性藥物的記載。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儒家文獻一般是經過學者整理之後的文本，許多有關薩滿昏迷的材料被認為荒誕不稽而過濾掉了。這就使我們在討論中國古代醫學發展進程時，疏於對藥物最初發生的宗教意義和文化意義的研究。 　　 　　我們知道，中國先秦文獻在談到巫、醫時往往不加區分。《論語?子路》：“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說文》：“醫，治病工也。……醫之性然，得酒而使。”古文“醫”為“臀”、“整”。《廣雅?釋詁》：“臀、覡，巫也。”王念孫云：“臀即巫也。巫與臀皆所以除疾。故臀字或從巫，作璧。”([8]，頁)“毆”字從“酉”、從“巫”，這一點是需要注意的。在先秦時期，酒的陶醉功能使之成為巫術儀式中的主要助祭品，醫字從“酉”、從“巫”，正是巫醫合一的文字證據。巫的本領就是上天人地與神鬼交通，酒是他們用來交通的媒介。所以柳存仁認為：“巫醫也許正是一種薩滿的身份。”[9]前面我們提到周策縱認為“巫是最早使用藥物”的醫生的觀點，酒在巫的那裏又何嘗不是陶醉性的藥物呢？這一點可能是中國缺乏某種陶醉植物崇拜的一 　　 　　-------------------------------------------------------------------------------- 　　①年在伊拉克的Shanidar洞穴第Ⅳ期(距今5萬年)的土樣分析中，發現的8種花粉有7種具有醫療作用。參見文獻[4]第65頁。 　　②薩滿在儀式中為達到昏迷效果所使用的一切有致幻作用的天然植物和人工製品都是昏迷藥(Hallucinogens)。前者如大麻、曼德拉草、顛笳、天仙子、佩約特仙人掌、毒蘑菇等，後者如酒、soma、鴉片、死藤酒等。天然植物的功用大致可分為兼有鎮靜作用和陶醉作用的“麻醉性植物”(narcoticplants)，如曼陀羅、飛傘菌等，和能上癮的“陶醉性植物”(intoxicantplants)，如大麻、煙草，也就是今天我們常常說的毒品(drug)。陶醉性的植物是強調藥物的自我感覺，麻醉性藥物強調的是藥理作用，而本文說的昏迷藥(致幻性)主要是說麻醉藥的社會功能。 　　③蘇摩到今天也沒有確定是何種植物，有人(RGWasson)說是蘑菇屬的植物，多數人認為是麻黃類(ephedra)、洋蘿摩苷(Periploca)等麻醉性植物。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蘇摩酒具有昏迷作用。《梨俱吠陀》中有人說，喝了蘇摩酒成為神仙(Rigiv.48.3)。在吠陀時代形成了印度儀式中最為複雜的蘇摩祭(soma-yaga)。 　　 　　-------------------------------------------------------------------------------- 　　個原因。學術界一般都認為古代巫醫(shamanphysician)的知識體系和宇宙論與原始宗教(magico—religion)可以等同視之[10]。在巫醫合一的狀況下面，早期藥物的使用必然有宇宙論的色彩。這其實在中國歷代醫療典籍中都有反映。我們現在的問題是，除了酒以外，在薩滿教(巫教)這個大傳統下面，有關薩滿昏迷的藥物也就是類似於蘇摩(soma)、曼陀羅等陶醉性植物在先秦兩漢的社會是否存在，是否也有同樣的作用。從巫醫的同源性上講，文獻記載有昏迷作用的藥物都會被上古時期的巫醫使用，儘管這些醫學著作都有文人的加工整理，去掉了所謂荒誕不稽的東西，我們還是可以找到一些可能與薩滿昏迷藥有關的描述。有幸的是，近些年出土的簡帛也多有醫療方面的著作，這些沒有被官方整理過的出土文獻更加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民間的意識狀態。我們就結合這兩方面的材料對先秦兩漢時期有關薩滿昏迷的藥物作些探討和比較。 　　 　　1藥物與薩滿昏迷 　　 　　薩滿昏迷是一種與超自然神靈交通的能力，它表現為薩滿能夠上天入地的飛行，它只是一種幻境。這種幻境的獲得除了個別原發性的癲癇、癔病患者和瑜伽修煉([3]，頁)獲得之外，一般要靠藥物獲得，也就是今天人們所說的吸毒。哈佛大學的物理學家安德魯?威利(AndrewWeil，～)指出，渴望陶醉也是一種普遍性和自然的現象，是人類狀態的本質部分，它也根植於整個哺乳動物([4]，97頁)。這可能就是為什麼幾乎所有文明都在使用毒品的歷史原因。 　　 　　公元前年蘇美爾人的泥版文書裏面就發現了代表罌粟的表意符號hul和gil，意思是“快樂植物”；巴比倫圖書館發現的醫書中，種藥品裏面有42種與鴉片有關，當時的醫生認為鴉片可以治療所有的疾病[11]。希臘的材料記載，從公元前13世紀的邁錫尼女神直到古典時代的豐產女神德墨忒爾(Demeter)的崇拜中，鴉片都在儀式中起重要作用([5]，頁)；希羅多德(Herodotus，～BC)專門提到斯基泰人(Scythians)有抽吸大麻以獲得昏迷的情況[12]。人類學在薩滿教的調查中發現薩滿利用吸食鴉片、大麻、煙草或其他毒品進入昏迷狀態的事例就更為普遍。早在年，喬基爾森(W．Jochel-son)就注意到西伯利亞的薩滿吃毒傘菌“產生的毒副作用、幻覺和譫妄以進入昏迷狀態。”([4]，98頁)在美洲的考古材料中，目前發現最早的毒品見於德克薩斯的BonfireShelter遺址的一種灌木名為側花槐樹(Sophorasecundiflora)的麻醉性果實，碳14測定的年代距今是～年([4]，頁)。最早的佩約特(Lophoporawilliamsii，鳥羽玉)遺存的時間距今也有年([4]，頁)。 　　 　　中國考古學界限於技術條件，很少作植物取樣分析，從我們所見到的新石器時代的大量植物紋樣來看，還沒有直接證據說當時社會就使用陶醉性植物作為裝飾。目前所知道較早的材料有甘肅東鄉林家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3陶罐炭化大麻籽和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遺址中發現的大麻籽等藥物[13,14]。它們可能會與昏迷和陶醉有關。根據現在國外同行們對陶器紋樣的分析，那些所謂的圓圈紋、波折紋、渦紋等旋轉性的不規則的圖像都是薩滿在昏迷之中與超自然聯繫的象徵([4]，頁)。如果這種解釋不錯的話，那麼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薩滿昏迷的符號就非常普遍。在先秦的文獻中，仍有暗示薩滿使用麻醉性的藥物幫助昏迷的材料。《山海經?海內西經》云：“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寞窳之屍，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又云：“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山峰在薩滿教中代表宇宙山，登山是薩滿昏迷中的升天典型象徵([3]，～頁)。《山海經》把群巫登山與草藥聯繫在一起，似乎暗示了中國的巫教傳統同樣在使用致幻性的藥物①。在戰國成書但經過後儒修訂過的《神農本草經》(簡稱《本經》)和《黃帝內經》②，我們可以找到當時薩滿昏迷可能使用的一些麻醉藥物。 　　 　　世界各地的薩滿昏迷所用的麻醉藥一般是有毒藥物，如毒蘑菇、佩約特仙人掌、莨菪、大麻、曼德拉草等。這些植物都是非成癮性(non—addictive)的藥物，但是服用後毒性發作能夠引起昏迷或者幻覺的效果，屬於人類藥理學中討論的致幻藥(Hallucinogens)一類。《本經》把所記載的藥品分為上、中、下三品，以無毒為上品。從這一點看，這顯然是經過後人修訂的結果。在《本經》中有幾種藥物可能會用於薩滿的昏迷之中，它們是：雲實、麻黃、莨菪(孫本作蕩)子、狼毒、羊躑躅、芫華、雞(烏)頭和附子等。 　　 　　《本經》云： 　　“雲實，味辛溫。主泄利(舊作痢，《御覽》作泄利)，腸湃，殺蟲，蠱毒，去邪毒結氣，止痛除熱，平主見鬼精物，多食令人狂走。久服，輕身通神明。生川谷。”(上品) 　　 　　“麻簧，味辛平。主五勞七傷，利五藏，下血，寒氣，多食，令人見鬼狂走。久服，通神明，輕身。一名麻勃。麻子，味甘平，主補中益氣，肥健不老神仙。生川谷。”(上品) 　　 　　“莨菪子，味苦寒。主齒痛出蟲，肉痹，拘急，使人健行，見鬼，多食令人狂走。久服輕身，走及奔馬，強志益力通神。一名橫唐。生川谷。”(下品) 　　 　　“芫華味辛溫。主咳逆上氣，喉鳴，喘咽腫，短氣，蠱毒，鬼瘧，疝瘕，癰腫，殺蟲 　　魚。一名去水。生川谷。”(下品) 　　 　　“狼毒，味辛平。主咳逆上氣，破積聚飲食，寒熱，水氣惡創，鼠瘺，疽蝕，鬼精，蠱毒，殺飛鳥走獸。一名續毒。生山谷。”(下品) 　　 　　“羊躑躅，味辛溫。主賊風在皮膚中，淫淫痛，溫瘧。惡毒，諸痹。生川穀。”(下 　　品) 　　 　　“雞頭，味甘平。主濕痹，腰脊膝痛，補中，除暴疾，益精氣，強志，令耳目聰明。久服，輕身不饑，耐老，神仙。一名雁喙實。生池澤。 　　 　　”(上品)“附子，味辛溫。主風寒咳逆邪氣，溫中，金創，破症堅積聚，血瘕，寒溫，足踒(《御 　　 　　覽》作痿)。蹩拘攣，腳痛，不能行步。生山谷。”(下品) 　　 　　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說《本經》中記載的這些藥物一定就被先秦兩漢時期的薩滿們使用過，但它對藥物非醫療後果的表述來看，雲實、麻黃、莨菪子的特點都是“見鬼”、“狂走”、“久服輕身”，不難看出這是當時巫醫服用之後的體會。“見鬼”應該等同於薩滿昏迷中的幻視，“狂走”就可能與薩滿飛行的感覺有關，這些都是藥物麻醉後的跡象。芫華在《本經》中沒有記載服食的效果，但是阜陽漢簡《萬物》第38簡云：“草以元根也，輕體以越山之雲也。”簡文的描述完全符合薩滿在昏迷中感覺到的飛行體驗，整理者認為此藥即芫根。 　　 　　在初民社會中，致幻性植物往往用於宗教儀式，不同的地區使用的致幻藥也不一樣，有的只有一種，有的則不止。如西伯利亞的薩滿只用飛傘菌，印度在吠陀時期用蘇摩，也用曼陀羅，北美印第安人使用的昏迷藥物種類就更多一些。中國早期社會有沒有類似的情況呢？我認為應該也有。我們在文獻中可以找到一條證據說明祭祀活動中有麻醉草藥的痕跡。《周禮?籩人》云：“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建、黃……”①《周禮》的這條祭祀記錄反映了中國早期的宗教活動可能有陶醉性植物的參與。雞頭和附子的情況比較複雜，我們下面再專門討論。狼毒、羊躑躅都是下品藥物中毒性強烈的藥物，《周禮?醫師》所謂“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鄭玄注：“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恒多毒[17]就是指的這一類藥物。目前，我們沒有證據說它們在薩滿的昏迷中起作用，不過先秦文獻所稱的“毒”首先是有宇宙論方面的意義，而不僅僅是今天單純的毒理意義[18]。毒藥的本義與治療有關，即《黃帝內經》所謂“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針石治其外”([19]，卷4)的意思，而治病也恰恰是薩滿昏迷的一個主要內容，因為薩滿本人在社會中的作用首先就是醫生、神秘者或知識分子([5]，64頁)。就是在今天中國北方少數民族地區薩滿仍然是部落的惟一醫生。[20]他們在儀式上使用的昏迷藥或毒藥會很方便地轉移到醫療方面，例如用做麻醉劑應該是很自然的事情。從後來的醫藥文獻來看，羊躑躅、狼毒常常和烏頭、附子一類毒藥配伍，也的確作鎮疼、去癰疽之用，如《備急千金要方》卷22第方。另外，西方和阿拉伯也很早就用野卜盧黑(Yabrah，狼毒或曼陀羅花)作麻醉劑。這也可以旁證狼毒、羊躑躅一類的藥物具有麻醉作用，它們有可能用於薩滿的昏迷活動。 　　 　　2烏頭、附子可能是薩滿昏迷中的致幻劑 　　 　　在人類學的調查中，不少地方的初民社會都有以引發幻覺的麻醉性藥品形成的祭祀和植物崇拜，薩滿使用這些致幻性植物幫助實現昏迷的目的是為了獲得與超自然的聯繫([4]，頁)。在美洲印第安人昏迷的儀式上一般是以一種藥物為主，如曼陀羅或者佩約特，其他的致幻性藥物還有毒傘菌類(Agaricaceae)、仙人掌科(Cactaceae)的佩約特、旋花科 　　 　　(Convolvulaceae)的考克斯惠特[coxihuitl，是中美洲納瓦特(Nahuaf1)語“植物蛇”的音譯]、豆科(Legum/nosae)的大果阿那豆(Anadenantheraperegrine)所做的鼻煙、龍舌蘭籽、虎尾藤科[Malpighiaceae，即用南美卡皮木(Banisteriopiscaapi、Ayahuasca)]等植物做的死藤酒、亞馬遜地區肉豆蔻科(Myristcaeae)中的一種鼻煙製品和茄科類植物(Solanaceae)等([4]，～頁)，為了加強效果也有混用其他的昏迷性藥物的現象。我想，先秦和兩漢時期社會如果盛行薩滿教的話，這種利用麻醉藥物的幫助達到幻境的現象應該是存在的，儘管傳世文獻會遭到不語亂力怪神的儒家知識分子的刪削，但多少還是會留下痕跡。上文所舉《本經》記載的一些藥物可能就與薩滿麻醉有關，雖然我們無法確定這裏面哪種致幻性植物藥物一定就是薩滿使用的昏迷藥，但是從“見鬼”、“輕身”之類描述中，我們不難知道這可能是早期巫醫自己服用這類藥物後的昏迷體驗。從我們目前看到的材料來分析，烏頭、附子最有可能扮演昏迷藥的作用。 　　 　　關於烏頭、附子或堇，歷代文獻說法較多，基本上是指Aconitumcarmichaeli在不同生長階段和不同地區的叫法。《本經》云：“烏頭，味辛溫。主中風，惡風，洗洗，出汗，除寒濕痹，咳逆上氣，破積聚，寒熱。其汁煎之，名射罔，殺禽獸。一名奚毒，一名即子，一名烏喙。生山谷。”《說文》云：“前，烏喙也。”《爾雅》云：“芨，堇草。”郭璞注：“即烏頭也，江東呼為堇。”《淮南子?主術訓》云：“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高誘注：“雞毒，烏頭也。”[22]《急就篇》云：“烏喙、附子、椒、芫華(顏師古注：‘烏喙，形似烏之觜也；附子，附大根而旁出也。此與烏頭、側子、天雄本同一種但以年崴遠近為殊，采之有異功用亦別。說者云，一歲為側子，二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23]烏頭的主要成分是六種生物鹼：次烏頭堿、烏頭堿、新烏頭堿、塔拉胺(Talatisamine)、川烏堿甲和川烏堿乙，它們對心臟和中樞神經系統有強烈的毒效作用[24]。李零認為，服食烏頭與當時社會的神仙觀念有關[25,26]。我認為，這應該還是稍晚的事情。考古材料證明早期人類社會還沒有形成長生的觀念，在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印度及美洲[如奧爾梅克(Olmec)文化，公元前～前年]反映昏迷、靈魂不死和再生的觀念的材料都要早於反映長生不死觀念的材料。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中也普遍發現了保留靈魂出入之小孔的甕棺葬材料，如仰韶文化(距今～年)。人類使用致幻性植物的年代不僅一直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甚至可以說它是靈長類都喜歡享用的植物。研究薩滿教昏迷藥物20多年的人類藥理學家特倫斯?麥肯納(TerenceMcKenna，～)指出，人類使用麻醉藥的時間非常早。採集時代的人類是什麼植物都吃，如蘑菇一類很容易使人們進入昏迷(Ecstatic)的致幻性植物，人們就會反復來體驗它(對猴子所做的實驗也能夠證明這一點)，並因它的巫術魅力產生了宗教意識。他不同意埃利亞德所認為的薩滿使用麻醉藥(narcotic)是薩滿教衰落的看法，這一點我很同意。這反過來也說明昏迷藥出現的時間比神仙不死藥出現的時間更早，前者是由其物質屬性決定的，是自然的客觀存在，後者則需要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才會產生，帶有更多的文化和宗教意義。[27]山田利明曾將神仙的概念概括為二條，他說：“神仙一詞表達‘了這兩個特點。不死和飛行天空的能力，是神仙最大的特點。……因此，欲求不死，必須依靠神仙擁有的不死藥。……換句話說，追求現世的永遠繼續和對死的畏懼，以及支撐這種想法的神藥信仰，是神仙說的基礎。”[28]那麼人們如何形成不死和飛行的概念或者如何獲得神仙的不死藥？最方便和最可能的途徑就是來自巫師、薩滿的醫療實踐。他們在服用致幻藥後產生的飛行感覺，與神仙的飛行有形式上的一致性，昏迷藥和不死藥之間的轉換和繼承就極有可能。有關昏迷藥與不死藥的關係，我另有文章討論，茲不贅述①。 　　 　　在中國古代，薩滿、巫師應該有常用的麻醉性藥物來幫助昏迷，烏頭類植物在中國分布廣泛，毒效強勁，最有可能服食。 　　 　　首先，文獻中有些記載可能就是烏頭作為祭品的證明。《周禮?籩人》云：“加籩之實：菱、芡、栗、脯。”關於芡，歷代注家大都認為芡是雞頭，但究竟是藥材之烏頭，還是水生植物雞頭實，爭論較多。《方言》：“芡，雞頭也，北燕謂之蒞，青徐淮泗之間謂之芡。南楚江湘之間，謂之雞頭，或謂之雁頭，或謂之烏頭。”崔豹《古今注》云：“芡，雞頭也，一名雁頭，一名芰。葉似荷而大，葉上蹙縐如沸，實有芒刺，其中有米，可以度饑，即今蔦子也。”[29]錢繹認為應該是類似菱角的雞頭實，而非烏頭的異名——雞頭。[30]王念孫則認為芡為堇草([8]，頁)。聯繫籩實有麻黃一事，如果籩實之芡為藥物，則有可能是遠古薩滿、巫師祭活動使用昏迷藥物的遺跡。 　　 　　其次，先秦兩漢時期人們對草毒的認識往往與昏迷的概念有關，昏迷是治療的一種必要過程。孟子曾引《尚書?說命》“若藥不暝眩，其疾不瘳”來比喻國家的治亂的關係。[31]《說文》：“眩，目無常主也。”《釋名?釋疾病》：“眩，懸也，目視動亂如懸物，遙遙然不定也。”[32]所謂的“暝眩”就是藥性發作後的昏迷狀態。現代醫學證明，烏頭有烏頭堿(Acon—itine)，有鎮痛麻醉作用，服食烏頭後會陷入昏迷。近年公佈的荊門郭店楚簡和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各有《禮記?緇衣》中的一段文字：[33,34] 　　 　　今本：“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 　　郭簡：“故君民者，章好以視民欲，懂惡以涸民淫，則民不惑。” 　　上簡：“谷。數惡以虛民淫，則民不惑。” 　　 　　整理者釋“懂”為“謹”與“慎”相通。《說文?廣部》：“瘥，病也。”故廖名春釋“懂”為“瘥”，訓為“病”。他認為：“‘數’、隍’皆為‘瘥’之借字。”[35]我認為廖說合理。“懂”通“堇”，“懂”的字義應該源於堇草之毒性，所謂的“瘥”，應該源於堇毒引發的病狀。該文文義即：知道懂之惡，則可免於迷惑。這在語氣和邏輯上完全連貫。這應該是堇草與昏迷之藥有關係的一條非常直接的證據。 　　 　　其三，在東周秦漢時期社會已經非常瞭解烏頭類藥物的麻醉和毒副作用。例如《左傳?僖公四年》載晉獻公所寵驪姬欲誣公子申生以堇毒殺獻公②；《史記?蘇秦列傳》載蘇秦為燕王作說客勸齊王還燕城池，說：“臣聞饑人所以饑而不食烏喙者，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疆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雁行而疆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年在湖北江陵張家山號漢墓中發現的西漢呂后二年(公元前年)的漢初律令中的《二年律令?賊律》中有一條文字與堇有關：“有挾毒矢若謹(堇)毒、糙，及和為 　　 　　-------------------------------------------------------------------------------- 　　 　　①王紀潮：《昏迷藥與不死藥》，“宗教與醫療學術研討會暨亞洲醫學史學會第二次年會”(臺北，年)論文，待刊。 　　②“(晉)太子祭于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置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左傳?僖公四年》) 　　 　　-------------------------------------------------------------------------------- 　　謹(堇)毒者，皆棄市。或命為鼷毒。詔所令縣官為挾之，不用此律。(一八)”[36]這其中糙、鼷都是烏頭不同生長階段的異名。這種關於堇毒知識的普及可能與民間存在著薩滿借助藥物昏迷的現象有關。 　　 　　其四，目前所見涉及到藥物的出土文獻中，有關烏頭、附子、堇的材料最多。主要有年甘肅武威旱攤坡醫簡、年長沙馬王堆3號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和年在安徽阜陽雙古堆出土的《萬物》[16]。 　　 　　武威醫簡記錄了63種植物藥，麻醉性藥物有附子、狼毒、麻黃、烏喙、天雄等；在29種內、外、婦科藥方中，有烏頭、附子之方就有15種，治療範圍有傷寒、久咳、手足麻痹、內傷等；其中《治百病膏藥方》和《治千金膏藥方》分別有附子廿果、卅果作為主藥①([37]，4、10頁)。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裏有11方中有烏喙，4個方子有堇，治療的範圍主要是金傷、癰腫、壞疽等。《萬物》中有3條涉及服用烏喙令人、令馬善走的例子(第5、32、60簡)，其中第32簡云：“服烏喙百日令人善趨也。”¨刮我們尚不清楚這種“善趨”是指輕身還是飛行的幻覺，但從整篇文章的結構看，它屬於黃老一派的東西無疑。另外馬王堆帛書《養生方》中的《走》方有服食烏喙的藥方，也證明服用烏頭健身是一個常見的方法([38]，頁)。由此可見，烏頭、附子在漢代醫療技術中幾乎是一種萬能藥(《傷寒論》中有23個方子用到附子)，其作用與薩滿認為致幻性植物有萬用療效非常相像，可以相信服用烏喙是遠古遺留的一種傳統。我注意到其他的麻醉性藥物如雲實、麻黃、莨菪子等在先秦兩漢文獻中使用的頻率、範圍以及與巫術的關係都不及烏頭、附子。因此，中國古代的薩滿有可能會把烏頭、附子炮製後作為昏迷藥，其效用也使它後來被民間作為麻醉藥使用。清趙學敏與民間郎中族人趙柏雲合作所編的《串雅內編》(年)中記載的由草烏、川烏、半夏、天南星、蟾酥、羊躑躅、番木鼈等構成的開刀麻藥和由草烏、當歸、白芷配伍的整骨麻藥[39]，就是來自民間用烏頭麻醉的驗方。 　　 　　其五，後世道家修煉服用的主藥之一有天雄、烏頭、附子。有人曾問葛洪聰耳之法，葛洪說：“以狼毒、治葛，或以附子蔥涕，合內耳中，……皆愈也。”問登峻涉險、遠行不極之法，葛洪說：“惟服食大藥，則身輕力勁，勞而不疲矣。若初人山林，體未全實者，宜以雲珠粉、百華醴、玄子湯洗腳，及虎膽丸、朱明酒、天雄鶴脂丸……，不但涉遠不極，乃更令人行疾，可三倍于常也。”大藥即天雄。接著葛洪又列舉了最上乘的修煉方法是利用龍蹻、虎蹻、鹿蹻[40]。“蹻”就是指幻境中騎乘動物的遠遊。張光直指出，這種利用“蹻”的方法，是典型的薩滿作風[41]。學術界一般認為道教和薩滿教有淵源關係，道教認為天雄、附子有輕身的作用，或是早期社會薩滿使用昏迷藥物的反映。 　　 　　我不知道服食烏頭、附子之後，個人的意識中是否會出現服用飛傘菌、佩約特那樣明顯的幻境，不過文獻中曾有服用附子之後頭昏的記載。西漢女醫淳于衍受霍光委託毒殺許皇后，衍取附子併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皇后)日：“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顏師古注：“岑岑，痹悶之意。”[42]我想如果藥量適當，產生薩滿昏迷之類的幻境是有可能的。 　　 　　古代的昏迷藥一般都是有毒植物，有興奮和鎮靜二種類型，烏頭、附子兼有興奮和鎮 　　 　　靜的作用。現代醫學已檢測出服用烏頭有昏迷、麻醉的反應①。在藥理上，烏頭能夠興奮和麻痹感覺神經、中樞神經、膽鹼能神經(cholinergicnerve)和迷走神經(vagusnerve)。研究發現，膽鹼能神經興奮後可以干擾大腦影像，產生夢幻感覺；刺激迷走神經可以影響癲癇狀態(原發性癲癇曾經被看成是北極地區所謂薩滿遺傳天賦的一個標誌)。通過現代醫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我們知道烏頭一類的有毒植物中的確能夠產生幻視、幻聽和失重感，在意識狀態轉換時發生飛升的感覺，即薩滿的巫術飛行([4]，—頁)。這是因為致幻劑所含的生物鹼干擾了大腦血清素(serotonin)的正常活動從而改變了血清素在大腦神經系統中化學作用的常規鏈接，出現大腦發送信號混亂，人會產生漂浮的飛行感覺([43]；[5]，頁)。 　　 　　3致幻性藥物與醫療麻醉 　　 　　在世界各地的初民社會中，宗教權力是和醫療技術聯繫在一起的。埃利亞德指出：“薩滿的主要作用就是治療術(healing)。”([3]，頁)薩滿昏迷中的巫術飛行、交通鬼神、招魂等都是治療的重要方法。在缺醫少藥的早期社會，這種心理療法在人類戰勝疾病的過程中頗為有效，薩滿、巫師的權力也由之而產生。埃氏認為，由於昏迷本領並不都是遺傳性的，許多社會都有不同程度的薩滿昏迷本領衰退的現象，例如，楚克奇人(Chuckee)的薩滿在昏迷技術衰退後，為了讓人相信就搞假昏迷，利用麻醉藥物幫助也屬於此類([3]，頁)。這樣大多數的薩滿為了保證昏迷隨時發生，都要依靠煙、酒、毒品等麻醉性的藥物。這有鞏固權力的主觀故意，客觀上卻促進了醫療技術的發展。前面我們提到過麥肯納不同意埃利亞德的觀點，他認為薩滿利用昏迷藥有著更古老的傳統，也就是說昏迷術在文明之初就可能是醫療術的一部分。那麼在中國傳說中神農嘗百草、群巫上山尋藥有沒有可能是在尋找昏迷藥物呢？我認為恐怕是有的。 　　 　　從科學研究上看，薩滿昏迷除了社會功效之外，人的生理本能需要麻醉品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②。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精神藥物學家羅納德?西格爾(RonaldSiege1)的研究發現，人們需要陶醉是尋找麻醉藥物的原動力，“陶醉像饑餓、口渴或性的驅動一樣作為貫穿我們整個歷史的一個種類別起著作用，有時使其他活動都顯得無關緊要。”[44]在社會和人類生理的雙重需要之下，昏迷行為必然會導致薩滿把毒品藥物應用於治療疾病。上文列舉烏頭廣泛地用於各種藥方，其中只怕有部分藥方不是對症治療，而是出於巫術需要，它出現的時間要遠遠早於追求神仙不死藥。中國傳統的治療疾病的方法，特別是在先秦時期，恐怕都有一個從巫術 　　 　　技術向純粹醫療疾病的轉變過程。 　　 　　在先秦時期有關治療疾病的出土文獻當中，我們注意到巫術治療是主要的。例如荊門包山2號墓出土了墓主人死前三年(公元前一前年)的卜禱記錄。該墓主人患有多種疾病，其具體的治療方法沒有記載，而在卜禱記錄中卻大量記載了墓主人請多位巫師(貞人)用占卜來預測疾病發展的情況[45]。江陵九店56號楚墓出土的《日書》記錄當時治療疾病的方法也是依靠巫術。例如第28簡記載：“巳、午、未、申、酉、戍、亥、子、丑、寅、卯是謂口日，利以逵凶，除不祥，利以祭門行，除疾。”[46]該簡文對治療疾病有效的日子做了規定。秦代的情況稍有變化。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日書(甲種)?病》記錄了有病後的情況：“戊己有疾，巫堪行，王母為祟，得之于黃色索魚、堇酒。壬癸病，甲有間，乙酢。若不酢，煩居邦中，歲在西方，黃色死。[47]”該簡文講戊己這一天的疾病是(西)王母造成的，需要黃色的臘魚和堇酒。這裏除了請巫師外提到了堇酒。堇酒是不是堇泡在酒中不得而知，但是兩物分別都有麻醉的功能，可以減緩某些疾病的疼痛，它們的出現或許不是偶然的。 　　 　　在漢代，儘管“信巫不信醫”成為知識分子的批評現象，但是巫醫治療仍然是主流。在《五十二病方》中，最常用巫術治療有禹步、吐噴、符咒、唾咒等。有學者指出，這些巫術治療當時普遍流行於南方。[48]它們都是典型的薩滿技術。值得注意的是昏迷性的藥物如堇、烏頭在巫方之中參與了具體的疾病治療。例如《五十二病方》中有二條專講堇草可用於鎮痛，治療外傷，也就是說它具有麻醉作用： 　　 　　“金傷者，以方(肪)膏、鳥彖(喙)口口，皆相口煎，鈍(施)之。”(第十六簡) 　　“痄、痛於脬及衷，痛甚，溺痛益甚……治之，黑菽三升……毒堇冶三，凡二物口口。取三指最(撮)到節一，醯寒溫適，入中口飲。飲先食後食次(恣)。壹飲病俞(愈)，日壹飲，三日，病已。病已，類石如泔從前出。毋禁，毋時。冶厲(蠣)；毒堇不暴(曝)。以夏日至到口口毒堇，陰乾，取葉、實並冶，裹以韋臧(藏)，用，取之。歲更取。毒堇。毒堇口口口堇葉異小，赤莖，葉從(縱)．鋪者，口葉、實味苦，前日至可六、七日耪(秀)，口口口口澤旁。?令。”(第一六一一一六七簡)([38]，28、45頁) 　　 　　從巫方發展出來的醫方，如果療效顯著當然會影響到專業的醫學著作。稍晚一點的醫書中的一些方藥，可能就是這一現象的反映，如張仲景的《金匱要略》在治療“心痛徹背，背痛徹心”的疾病時，提到要用烏頭；另外治九種心痛的“九痛丸”是用附子作為主藥。[49]這就使人想到另外一個問題，中國的麻醉藥究竟什麼時候出現的問題。現在的醫學史一般都認為東漢華陀的麻沸散是中國最早的麻醉藥。如果我們注意到古代薩滿昏迷也需要麻醉性藥物的事實，那麼中國出現麻醉劑的時間應該早於東漢。然而為什麼先秦文獻疏於這方面的記載呢？麻沸散和中國早期薩滿教的昏迷行為有沒有關係呢？下面我就這些問題略加說明。 　　 　　《列子?湯問》記載，春秋時的扁鵲為公扈和齊嬰做換心手術，“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晉張湛認為：“此言恢誕，乃書記少有。然魏世華他能刳腸易胃，湔洗五藏，天下理自有不可思議者。”[50]這段記載麻醉手術的文獻因《列子》被認為是張湛偽造而不為人重視。其實換心手術雖不可盡信，可在薩滿昏迷技術中使用毒酒麻醉的手術卻是稀鬆平常之事①。《史記?扁鵲列傳》有一條旁證材料：“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索隱：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邊之人，則眼通神也。)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51]這是薩滿昏迷中幻視的典型跡象。由此推知扁鵲乃是薩滿、巫醫一類的人物。《列子》其書或偽②，其事卻未必無據。因此可以認為先秦時期的薩滿活動當中已經使用了藥物麻醉術，只是在儒家眼中它近於怪力亂神，因而這類薩滿昏迷式的麻醉往往被當作神話傳說不能被正確地記錄下來。另外，從春秋戰國開始，世俗權力已經不太需要依賴神性的證明就能夠操控社會，這就加劇了巫、醫疏離的進程。特別是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薩滿的昏迷活動多半被道教吸納於法事之中，而擺脫了巫術的醫學也日益世俗化、專門化，這可能就造成了薩滿昏迷技術的萎縮和衰退，但是它帶來的醫療技術進步很可能就是昏迷藥用於手術麻醉。 　　 　　西漢以降，薩滿教的昏迷活動在官方文獻中很少有記載，其使用麻醉藥物的情況已完全不明，只有《後漢書?方術傳》提到了華佗在外科手術時使用麻醉劑。華佗令病人“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載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穎合，付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52]因其事頗為神奇，有的學者並不相信。陳寅恪認為華佗“刳破腹背，抽割積聚”之事以今天的醫學揆之，當時難以達到，故有印度神話色彩。[53]其實從手術的描述來看，手術類型與西伯利亞楚克奇薩滿的剖腹手術、印度托缽僧的肢解術極為類似，屬於典型的薩滿昏迷技術([3]，、頁)。這樣的手術描述有些無疑是幻境，有些卻是真的實施過。華佗的手術無論真假，它與薩滿的昏迷有關聯應該是不錯的。所以有人認為，先秦至華佗時代，人們使用烏頭、附子、椒一類作為麻醉劑是有跡可尋的[54]。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華佗的麻醉術有薩滿昏迷的色彩，那麼中國傳統的烏頭、附子、麻黃、莨菪子一類的致幻性藥物是否會在這樣的手術中起作用。從《日書(甲種)》提到巫師治病有“堇酒”、華佗以酒服用麻醉藥物的事例來看，我想應該存在著這樣的可能性。今天做醫學史研究的人也傾向於華佗麻醉劑的配伍為烏頭、麻黃、莨菪子等對神經系統有影響的藥物組成[55]。不過除清人的《串雅》以外，中醫文獻裏面雖然有烏頭、附子、莨菪子等與他藥配伍用於鎮痛，卻沒有明確提到它們在外科手術的麻醉效用。由於戰國以來巫、醫分離的日益加劇，早期的中醫在外科手術中是否應用了薩滿的藥物昏迷還缺乏更強力的證據。如果華佗的手術是真實地實施過，僅僅使用中國傳統的致幻性的藥物恐怕難以有良好的麻醉效果。當時印度文化已經影響到了中國，華佗在手術中有可能加入了印度、西域的麻醉藥物。周密的《癸辛雜識》、陶宗儀的《南村輟耕錄》都猜測華佗所用是回回毒藥押不蘆(曼陀羅)。[56,57]這與陳寅恪指出該故事具有印度神話的特點是相吻合的。印度的外科比中國發達，其早期醫典《妙聞集》(約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4世紀 　　　　 　　之間)專門講到了外科手術，其卷1的第5章談到外科手術有切除、切開、亂刺、穿刺、探針、異物拔除、刺絡和縫合8種([58]，85頁)。我想如果沒有良好的麻醉手段，手術不可能發展得如此繁多。這些外科手術經過西域多多少少傳到了中國。《三國志?關羽傳》所說“刮骨療毒”的方法與《妙聞集》卷1第27章的“異物除去法”中提到除去殘箭要“切開沒有妨礙的位置，以除去異物”、“患者昏迷時，可以冷水澆之，……”([58]，～頁)基本一致，有可能就是受印度外科技術影響的產物。另據《醫理精華》的藥物分類，其“盡壽藥(Yavail~vika)”一類藥中也有香附子(musta)、印度烏頭(ativs~t)、烏頭，它們的用處也很廣泛，如治療痢疾、胃病、出血症、哮喘等。因此可以猜測華佗麻沸散藥方本身有可能是一個溷雜了中亞、印度托缽僧的肢解術和麻醉術以及中國薩滿昏迷藥物的方子，而他本人也可以看成是一個“巫醫合一”的較晚例子。 　　 　　4結語 　　 　　薩滿教是一種非常普遍的原始宗教現象，它的基本特徵是把宇宙分成三個層面，薩滿居中，通過昏迷與天上、陰間的鬼神進行溝通。由於薩滿教認為疾病的原因是鬼怪精靈引起的，驅逐鬼神和招魂就是一項經常性的社會工作。為了和鬼神交通，薩滿本人通過昏迷達到幻境就是必不可少的過程。很典型的一個例子是在西伯利亞的埃文人(Eve???n，今俄羅斯埃文基自治州以北地區的民族)那裏，人們認為“疾病是不同精靈造成的”，治療的辦法就是舉行薩滿昏迷儀式[60]。實際上，儀式只是一種心理療法，但是這類薩滿昏迷一般是需要致幻性藥物的幫助，例如毒蘑菇一類。世界各地的薩滿教為什麼那樣重視麻醉藥物，就是因為麻醉藥本身也是與神靈溝通的工具，例如美洲的史前社會就不認為煙草是世俗的植物([4]，頁)，其重要性由此可見。在中國古代社會，薩滿教雖然存在，但是傳世的官方的文本中疾病的原因已經不是鬼神在起作用。例如在《黃帝內經》中，天命、五行、陰陽等與宇宙論有關的思想已經在指導治病，《素問》中就說：“風者，百病之始也，”“凡治病必察其下，適其脈，觀其志意與其病也。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于針石者，不可與言至巧。”([19]，卷1、3)對疾病起因的這種認識差異就是巫醫分離的明顯標志，這種進步也可能是我們在傳世的醫療典籍中難以找到有關昏迷藥物使用記錄的原因。馬王堆帛書等簡帛文獻的發現使我們瞭解到至少在漢代的醫療技術中還存在著大量的巫方，陶醉性的植物如烏頭一類也被廣泛地使用，它們可能就是中國薩滿昏迷中使用過的麻醉性藥物。 　　 　　現代科學已經發現人類對昏迷和冥想的要求是生理性的。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安德魯?紐伯格(AndrewNewberg)曾用單光子發射計算機斷層儀(SPECT)探測了人的大腦在宗教活動時的超驗感覺。他檢測進入冥想狀態或者昏迷狀態僧人的大腦時發現，此時人的大腦產生三維空間感的那一部分活動就會衰減，這種位置感的喪失使人在意識上感到進入到了另一個時空領域([4]，96頁)。這在薩滿教中恐怕就是“飛行”。昏迷狀態中藥物的作用就是引發和加強這種超驗的幻覺。我們在前面提到對昏迷麻醉的需要不僅僅是人的感覺，而是整個哺乳動物都歡迎這種陶醉感，可見使用麻醉性藥物不是一個宗教性的原罪問題，而是一個生理問題。這樣，在幻境中出現升天和下陰間的飛行並不是人的幻想而是藥物發作時的體驗結果。裏賓斯基一納克松(M．Ripinsky-Naxon)指出，在北美儘管印第安人服用曼陀羅有危險性，但飛行的誘惑還是在薩滿當中形成風氣和崇拜([5]，頁)。這就有點像今天人類吸食海洛因、大麻、麥角酸二乙基醯胺(LSD)、搖頭丸一類的毒品一樣。昏迷藥物給早期社會帶來了諸多益處，如減緩社會壓力、治療疾病、形成宗教凝聚力、創作神話傳說和藝術品等，它惟一的問題就是當社會不再以血緣維繫的時候，服用昏迷藥物產生的幻境所產生的神性就會干擾世俗君主行使權力。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61]，人人可以通神的現象已經不復存在，巫、醫已經出現分離。這是官方有意識的壓抑還是醫療技術本身進步的結果，抑或兼而有之，還可以討論。它目前造成的問題就是使我們無法具體瞭解到在中國古代薩滿昏迷中，究竟可能會使用什麼藥物和有沒有其他文化常見的那種植物崇拜；使我們也很難弄清楚薩滿昏迷中的藥物對後來的中國的宗教信仰發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宗教信仰從現象上來看，至少有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官方的主流意識形態，它隨著社會政治生活的變化在改變。在商代，巫教(薩滿教)是為主流，西周以後，出現了所謂“道德性的天命觀，把神的意志以人世道德的規範加以解釋”，也就是儒家思想漸為主流。二是民間的信仰，在商代它與官方的巫教信仰基本一致，西周以後出現分裂①。這種分裂是官方的巫教信仰被儒家思想整合朝理性化的方向發展後出現的。在表面上，中國社會主流意識在倡導不語亂、力、怪、神，這卻從反面證明了民間崇拜鬼神依然如故。正如周作人所言：“我們自稱以儒教立國的中華實際上還是在崇拜那正流行於東北亞洲的薩滿教。有人背誦孔、孟，有人注釋老、莊，但他們(孔、老等)對於中國的民眾實在是等於不曾有過這個人。海面的波浪是在走動，海底的水卻千年如故。”[62]但是在官方語境下面，薩滿教一直是被邊緣化的意識形態，特別是官方意識在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有關昏迷藥物原有的宗教色彩逐漸被淡化了。這在出土的漢代簡帛中多少可以反映出來。長沙馬王堆帛書(文帝十二年，公元前年)和阜陽漢簡(文帝十五年，公元前年)都是西漢初年的材料，昏迷藥物的使用上就不乏巫教色彩，而武威醫簡(東漢早期)就只有純技術層面的東西了。 　　 　　我想，如果中國先秦兩漢時期存在薩滿的昏迷藥，後來卻隱於普通的治療藥物之中，沒有形成印度、美洲那樣的植物崇拜，或是被遺忘，或是演變成追求個人福祉的不死藥，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它對世俗權力的穩定性有潛在的威脅。因為在昏迷藥物的幫助下，人們能夠很快地獲得超驗性的感知和信眾認可的神性，這就容易動搖世俗權力的威信，破壞原有的社會平衡。所以我認為致幻性藥物從官方認可的文本中淡出恐怕是有意識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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