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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蕴娴编辑

黄月1

年2月，因为战火蔓延，刚刚从平津迁至湖南不久的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又要奔波上路，去往三千里外的云南。这所大学由南迁的清华、北大、南开组成，“临时”二字似乎注定了它历史的短暂——当临大师生分三路向昆明转移时，他们还不知道长沙临大会更名为西南联大，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座灯塔，由近名学生和11位教师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一路步行至昆明，更是后世所津津乐道的传奇。

年4月，杨潇背着一个45升的登山包，以徒步为主的方式重走了湘黔滇旅行团之路。在他看来，有关西南联大昆明八年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却很少见到关于这段路程的叙述。他在《重走》一书的前言中写道：“这所学校是如何在战乱中点滴成形的？迢迢长路，他们又是如何抵达昆明的？”这些疑问促使他通过行走和阅读返回抗战初期那个属于中国人的“寻路之年”，去发现当时中国青年学子与知识分子的迷惘与坚定。对于从媒体辞职不久、在行业变动中感到迷茫的杨潇来说，这也是一场属于自己的寻路之旅，他渴望结识那批80年前的中国年轻人，了解他们的“爱好和偏见”，在与他们跨越时空的陪伴中探索行动与思想的关系。

杨潇，记者、作家、背包客。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先后供职于新华社、《南方人物周刊》、《时尚先生Esquire》，-哈佛尼曼学者（受访者供图）杨潇带着特别明确的问题出发，但在行走的过程中，他越来越体会到偶然的重要性：因为机缘偶遇，自己在途中听到的故事只是万千线头中牵出的一个偶然的版本，80年前西南联大的成立、湘黔滇旅行团能顺利抵达昆明也是一系列偶然的结果。“和以往若干次作为记者出差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什么是‘必须做’的——没有什么料必须挖到，没有什么人一定要他/她张口，没有什么逻辑链必须建立。”这是杨潇在《重走》中写下的一段感悟。他冀望自己能轻松地聊天走路，在“偶然性的堆积”和史料的梳理中层层剥开脚下的道路，重建一座座沿途的城池。

近日，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了杨潇，与他聊起了三年前的那次行走、湘黔滇旅行团、非虚构、西南的公路与河流以及疫情中的写作。他认为，湘黔滇旅行团的故事有很多面向，它既有宣传中所说的爱国精神，也带有游山玩水的性质，关乎男子气概，我们应该看到当时青年和知识分子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回看疫情期间的写作，杨潇同意这是“在一次危机中书写另一次危机”，80多年过去，很多东西改变了，但也有很多没变，我们依旧在“以感情承受灾难”，人身处巨大的灾难中会特别痛苦无力，同时他也坦言，这种感觉没法克服，只有在不断的阅读中告诉自己不要心浮气躁，去做好自己的工作，“把时间一点点拿回来”。“等于说那段时间的写作有点像是偷来的，”杨潇在采访时说道。

01西南联大的故事有很多面向，不要用太多后来者的眼光附会

界面文化：湘黔滇旅行团走过公里，对后世来说他们是青春热情、抗日决心、团结爱国的象征，你在他们跨时空的陪伴下重走了这条路，你觉得他们的精神面貌是什么样的？

杨潇：我认为这个故事是有很多面向的，你刚刚提的那些当然是很真实的一面，一些进步青年想看看贫穷的西南内地，甚至想启蒙当地百姓，但也有一些人只是被游山玩水吸引，还有人后来因此得了罪名。

我发现挺有意思的一点是，以前大家都会说湘黔滇旅行团步行是艰苦卓绝的、省钱的，但后来我看《云南日报》当时的报道，黄钰生接受采访时说，步行其实比走海路花钱更多。湘黔滇旅行团有宣传的成分在里面，向外国人展示：我们中国也可以。当时临大迁校有一个具体的压力——如果走海路的话就得经过两个殖民地，一个香港，一个安南（法属越南），用当时教育部一位官员的话说，大队人马过这些地方，不成样子。所以，虽然最后大部分师生取道这两个地方，但还有三百多人真的就从自己的国土一路走过去了，这对抗战来说是一种鼓舞，也是后来西南联大精神的一个重要基础，胡适作为驻美大使也在美国大肆宣传了这个事情。当然了，宣传也只是其中一个面向，还有更多的层次，比如男子气概，比如挑战自我，在某种程度，这也是那些20来岁年轻人的成人礼，一位旅行团成员后来就用“壮游”来形容这次徒步。

长沙：中山路码头，83年前的湘黔滇旅行团应该就是从这里出发（受访者供图）界面文化：五四运动的时候这些学生大部分年纪都还小，但和他们同行的一些老师却正值青年，比如闻一多。和五四时期相比，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在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杨潇：闻一多的变化特别剧烈。我采访过他的长孙闻黎明，他概括得特别好，他说闻一多本质上就是一个诗人，情感很容易在两个极端中摇摆。

闻一多性格可能有一点愤世嫉俗，在清华时写新诗，也参与了五四运动，到美国留学时他是一个坚定的国家主义者，加入了大江会，非常关心政治，回国后辗转多地，年又停止写诗，钻回书斋去了，等到临大西迁的时候他在坐车和走路之间反复摇摆，最终还是选择走路，但经过三千里徒步到了昆明之后，闻一多并没有像后世一些人说的那样因为了解了民间疾苦就怎么怎么样，而是又钻回书斋研究古籍去了，在文法学院所在的蒙自分校，郑天挺还打趣他是“何妨一下楼主人”。等到抗战的后几年，周围环境起了变化，比如说腐败、物价上涨，这些事对他又有一个新的刺激，他最后就变成了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左翼的人，和当年一起步行三千里的黄钰生慢慢疏远了。

我觉得人当然有原本的性格，也很复杂，但同时也是很容易被塑造的。一方面很容易受环境影响，一方面许多事情又有很大的偶然性。对五四知识分子来说，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但大家一直在变化。我在书里特别强调，不要用一个固定的观点去看人，不管是闻一多还是其他人，不要用太多后来者的眼光附会，就好像他一定会走向某个终点，走向殉道似的，人的变化不是简单的从A到Z。所以我在书中花了很大力气来呈现他们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单纯、可爱甚至是幼稚的一面他们都有。

界面文化：今天的青年面对的又是另一个环境、另一种成长，你在《重走》中也提到了中国媒体转型对你思考何为青年时代的影响，可以再谈谈媒体转型问题吗？

杨潇：说实话我好久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了。我是从媒体角度进入非虚构的，也就是从一篇篇特稿写起，但我觉得自己好像离这个产业越来越远了。我对非虚构的市场还是乐观的，我们不是在一个小国家。新新闻当年也是奢侈品，它为什么是在美国，而不是在英国或法国？就是因为美国市场大。实际上只有两个国家有这样的市场——中国和美国，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愿意看，它也可能养活一个产业。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有一点点乐观。

沅陵：林徽因梁思成当年想要参观的龙兴讲寺（受访者供图）02接受偶然性，用行动创造自己

界面文化：你在最初出发时有着特别明确的问题，比如希望了解年青年人的日常生活与思想、在不确定的年代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思想与行动的关系等等。但走到后面似乎发生了一个转变，你不再执着于一定要刨出某个问题的答案，而是接受一切看似无关的偶然。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

杨潇：你说的那些问题对上路之前的我来说是很真实的。出发之前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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