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2000年的卷耳谜案我是_登山技巧_登山_登山健身

《卷耳》牵涉到一桩纠缠不清的“谜案”，那就是：《卷耳》里的“我”是谁？年来，很多学者都试图提答这个问题，但还是没有达成共识。参与进来的学者大名鼎鼎：毛亨（战国），焦贡（西汉），郑玄（东汉），孔颖达（唐），朱熹（宋），方玉润（清），程俊英、周振甫、高亨、余冠英、钱钟书（现代）…

01《卷耳》诗、译与争论焦点

《诗经·周南·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程俊英版白话译文：采呀采呀采卷耳，不满小小一浅筐。心中想念我丈夫，浅筐丢在大道旁。登上高高土石山，我马跑得腿发软。且把金杯斟满酒，好浇心中长思恋。登上高高山脊梁，我马病得眼玄黄。且把大杯斟满酒，不让心里老悲伤。登上那个乱石冈，马儿病倒躺一旁。仆人累得走不动，怎么解脱这忧伤！注：这个版本其他的学者可能有不同意见。争论焦点焦点①：采卷耳的人和登山的人是同一人吗？按程先生译文，采卷耳的是女子，她是采了卷耳又去登山怀人吗？也有人认为采卷耳的是男子，那么是他征发在外，带仆人采卷耳又登高怀人？焦点②：如果采卷耳和登山的不是同一人，那么怎么会出现两个“我”？——一个是真实的我，一个是想象中的对方？那么，采卷耳的是真实的我，还是登山的是真实的我？焦点③：会不会是两个人在不同的空间同时出现？一个采卷耳，一个登山？可能吗？

02先秦汉唐经学家的理解

孔颖达是唐代经学家，孔子31代孙，他在战国经学家毛亨《毛诗正义》传、东汉经学家郑玄《毛诗正义》笺的基础上著有《毛诗正义》疏，三者的思想大致是一以贯之的。孔颖达认为：《卷耳》的“我”共3人，甲是周后妃某，乙是周使臣某，丙是周王某。丙和甲是夫妻关系，丙和乙是君臣关系。整首诗的作者是后妃“我”。首先，他认为第一章“我”是后妃。从采卷耳，连浅筐也装不满写起，表现后妃忧心忡忡，想着君王能任用贤臣。“嗟我怀人，寘彼周列”中的“周列”后世的理解是“大路”，而他理解的是“周朝廷的位列”。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他才认为这里的“我”是周王后妃的。其次，他认为第二三章的“我”有两个，骑马登山的是使臣，喝酒伤心的君王。他的思路是后妃希望贤臣到周，贤臣果然就到了，他不辞劳苦、跋山涉水去出使。国君感念臣子辛苦，内心忧伤，想着臣子回来后举金罍、兕觥感谢他。怎么推断喝酒的是君主？因为“人君黄金罍”。最后，到了第三章，他认为又变成了后妃的感慨：使臣为君主辛苦效命，仆马皆病，因而感动、怜悯。悦华认为，郑玄、孔颖达等做的是“经人解经”的工作。他们不会把《诗经》看作文学作品，而是看作政治教化的工具，因此满眼是君王后妃，圣主贤臣，这也是后世学者多不认同的原因。但带有启发性是，孔颖达认为叙述者是后妃“我”。全诗都是后妃在吟唱给君王听的，她先为不得贤臣而忧伤，又设想贤臣到来后非常辛苦，建议君主好好对待。所以其中的“我马虺隤/玄黄”的“我”是“我臣”的简称；“我姑酌彼金罍/兕觥”中的“我”是“我君”的简称。

03清代学者方玉润等的认识

方玉润，清代学者，《诗经》研究大家，著有《诗经原始》。他一反毛颖达的认识，在《卷耳》的阐释上对后世学者有特别大的启发。方玉润认为《卷耳》中的“我”指两人，一是采卷耳、饮酒的思妇“我”，一是行役登山的丈夫“我”。而诗的叙述者是思妇“我”。首先，他打破了毛颖达的“后妃之志”说，认为《卷耳》为“妇人念夫行役而怜其劳苦之作”。证据①：从训诂角度看，孔颖达们所说“周列”意非“周朝廷行列”，而是指“大道”。证据②：从逻辑角度看，遵道采卷耳，“岂后妃事也”？由此可见，第一章乃思妇因采卷耳动怀人之念，采不盈筐弃之路旁，有“一往情深之慨”；而后三章从对面著笔，想像丈夫劳苦之状，“强自宽而愈不能宽”。方玉润的贡献在于，他首先否定了“经人解经”的做法，认为“后妃之志”是“腐儒”断章取义、胶柱鼓瑟之解，将“后妃”置换成“思妇”。然后他以文学的眼光看《卷耳》，认为后三章在写思妇想像中的丈夫，是一种从对面着笔的文学方法。这样，他成功地将《卷耳》拉下“神坛”，并“抹掉”了孔颖达解说中的一个使臣“我”。需要说明的是，余冠英、程俊英等现代学者对方润玉的学说有继承，也有扬弃。以余冠英为例，他认为：这是女子怀念征夫的诗。她在采卷耳的时候想起了远行的丈夫，幻想他在上山了，过冈了，马病了，人疲了，又幻想他在饮酒自宽。第一章写思妇，二至四章写征夫。（余冠英《诗经选》）程俊英也有类似的说法。比较余、程和方润玉的说法，区别仅在于前者认为二三四章全是思妇的想象，后者认为二三章中登山的是征夫“我”，而借酒浇愁的则是思妇“我”。

04现代学者钱钟书等的新解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进一步对《卷耳》的叙述者、诗中之“我”做了耳目一新的理解。他的结论是：作诗之人不必即诗中所咏之人，妇与夫皆诗中人，诗人代言其情事，故各曰“我”。首先，他认为孔颖达们的“后妃说”迂阔可哂——哪有“求贤”而几于不避嫌的后妃？其次，思妇称自己为“我”正常，设想丈夫时再称“我”以模拟丈夫的口吻则“葛藤莫辨，扦格难通”——既混乱又矛盾。这表明方玉润们第二~四章言思妇设想丈夫行役之状属判断错误。第三，与其说二~四章是思妇为夫代言，还不如说诗的作者在同时为思妇、征夫代言！换句话说，诗的作者既不是思妇也不是征夫：首章托为思妇之词，“嗟我”之“我”，思妇自称也；……二、三、四章托为劳人之词，“我马”、“我仆”、“我酌”之“我”，劳人自称也。最后，为表明论证的正确性，大量引用中西方诗文以作类比，不仅指明这种“两头分话、双管齐下”的结构方式大量存在，更指明《卷耳》为最古老的一个。钱钟书先生观点的创新性在于他引入了“代言”的概念，一反以往后妃“我”、思妇“我”即是诗歌作者的看法。这样，诗中的“我”无论思妇还是征夫，都只是用第一人称指称的对象而已。这样一来，解决了《卷耳》里关于“我”的纷乱头绪。值得一提的是，北师大李山教授在钱钟书先生的基础上又提新见。他以新发现的材料孔子评诗“《卷耳》不知人”入手，认为《卷耳》采用的是一种歌唱方式，第一章为女子所唱之词，第二、三、四章，则是男子的唱词。（悦华认为第四章理解为合唱之词亦可）这样，对钱钟书先生观点做了很好的补充。对《卷耳》的异见，上面具有典型性，除此之外，还有“我”为思妇（或征夫）一人（“我”即作者），《卷耳》为两个断章拼凑等等说法，就不一一列举了。通过对《卷耳》纷争的论述，悦华一方面觉得“诗无达诂”正是诗之规律，另一方面也看到时代的变迁在诗歌阐释学中的巨大作用。一篇《卷耳》先由后妃唱，再到百姓唱，先是教化之声，后是文学之声，这分明是变化着的时代之声！对于《卷耳》中的“我”，您有什么看法，欢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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