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幸存者之罪

Survivor’sGuiltInTheMountains

作者/NickPaumgarten

译者/宋明蔚

“登山者承受巨大的死亡风险，只为了考验他们的体能和精神极限，只为了追寻登山艺术之美，只为了体验活在人世间的不稳定性和恐惧感，只为了寻求哪怕是昙花一现的精神启迪。

虽然整套攀登文化看似疯狂、愚蠢、毫无意义，但对许多人来说，这体现了人类专注之极限的必要性。它结合了精益求精与离经叛道两种精神，最终推动一小撮人去尝试难比登天之事，结局要么是谱写人类新的乐章，要么彻底放弃，成为隐士或僧侣遁于人海茫茫。”

致敬逝去的登山者。

在山城小镇，初秋时的暴风雪是个麻烦，也是种诱惑。它把一群人赶出山区，却吸引了另一群人前赴后继。年10月的第一周，蒙大拿州博兹曼南部的山峰降雪量达到了一英尺多。在5号黎明前夕，一群人从海厄利特峡谷的停车场出发了。海厄利特峡谷是城外一处颇受欢迎的户外胜地。队里领头的那个人被新雪吓了一跳。为了尽量减少雪崩的风险，他要确保每名队员都要小心谨慎，保持在山脊没有积雪的地方攀登，远离山坳中的积雪。他是康拉德·安克（ConradAnker），美国著名登山家。人们常说，世界上有年长的登山者，也有勇敢的登山者，但没有勇敢且又年长的登山者。截至目前，现年54岁的安克是个例外。

这次有着特殊意义的攀登不算危险。基本上是攀登一座徒步级别的小山。这座山峰原名为峰（海拔英尺，并不算高）。年，因纪念已故登山者、波兹曼地区的精神偶像亚历克斯·洛（AlexLowe），此山被重新命名。这群人爬向亚历克斯·洛峰的山顶，在山顶扬起亚历克斯·洛的骨灰。安克想，如果在这次攀登途中遭遇雪崩，那就太扯淡了。

年，在攀登喜马拉雅的希夏邦玛峰时，年仅40岁的洛遇难。他是当时世界上公认的最杰出的阿式攀登者。即使是在英年早逝并不算稀奇的攀登领域，他的死也让人感到震惊。在行事谨慎的前提下，他愿意在任何一座山峰上会用自己的攀登方式为之一搏——与其说他是胆大妄为，不如说他在苦修攀登的艺术。然而，雪毕竟只是水的一种自然形态，它还是要受地心引力的控制。在希夏邦马，一场巨大的雪崩将两名登山者——洛和摄影师大卫·布里奇斯（DavidBridges）——埋在了数吨冰雪之下。雪浪追逐着安克逃跑的方向，他被冲倒在地，雪崩将他吞噬。雪浪散去后，他发现自己呆在一片被移平了的空地。徒留自己一个人活着。

安克（右）和亚历克斯·洛。两年后洛死于喜马拉雅的雪崩，安克幸免于难。摄影：GordonWiltsie

12个小时后，洛的妻子詹妮弗回到波兹曼，接到了大本营打来的电话。安克通过卫星电话告诉她，她的丈夫遇难了。她早就对这次探险有种不详的预感，做了噩梦，而且——一反常态地反对。因为她自己也是名登山者，她每次都无条件支持丈夫——但这次，她恳求洛不要去。但洛觉得，无论是对登山搭档而言，还是对赞助这次探险的北面（theNorthFace）和NBC体育而言，自己都有义务去一趟。“这是我的工作，”他告诉妻子。“这是一次工作性质的探险。”他们有三个儿子，分别是十岁、七岁和三岁。

和洛平辈儿的登山大佬们，不仅钦佩他在山峰上达成的攀登成就，也钦佩他是一名称职的父亲和丈夫。虽然现实情况是，即使你一年有几个月不在家，作为一名登山者也还算是尽职的父亲。“我们都很佩服他，因为他能很好地平衡攀登和家庭生活，”安克对我说。安克和洛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志趣相投，经常一起搭档攀登。后来安克自己承担起了照顾珍妮和孩子们的责任，和他们一起在波兹曼生活了一年又一年，尽其所能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同时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目标——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亚历克斯死后不到两年，安克和珍妮结婚了。安克收养了两个孩子，珍妮现在自称是洛·安克。洛·安克有另一个世界级的登山者作伴侣，她的伴侣身负所有的荣耀、烦恼和骂名。

年，在尼泊尔的时候，安克接到了一通电话。用他的话说，在你把电话贴在耳边之前，你就能猜到是什么事儿了。电话是他的朋友兼同事大卫·戈特勒打来的，当时大卫正在攀登希夏邦马峰。他意外发现了一些陈旧的北面装备，经过挖掘，他们找到了几具遗体，似乎是大卫·布里奇斯和亚历克斯·洛。由于气候变化，遗体从冰川中融现出来的速度比预期得还要快。几个月后，安克、洛·安克和三个男孩前去喜马拉雅山寻找遗体。

大儿子马克斯在小的时候，还曾幻想过世上定会有奇迹。但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次旅程终于让他们意识到，爸爸真的死了，没有什么奇迹，爸爸再也不会回来了。至于安克，他反反复复地做着同一个梦，梦见洛回来和孩子们团聚。“这一切的一切，给我太大压力了，”安克告诉我。“这是他的结婚戒指，这是他的相机，这是在他背包里的水壶。”洛的遗体被发现时正趴在地上，双臂交叉在胸前。“他手里拿着婚戒，窝在胸口处，”洛·安克说。收敛遗体是个大工程，需要挖出遗体、包裹好，再通过悬崖上的吊索拖到大本营。他们拖来一捆柴火和一些燃料。孩子遇见逝去的父亲，妻子重逢遇难的丈夫，朋友目睹着挚友的遗体，这种事在山上闻所未闻。“我们守了一整天，”安克说。“然后我们把遗体包起来火化了。”

一年后，这家人把骨灰带到了亚历克斯·洛峰。在山顶上，他们把骨灰扬向天空，说声再见。这是一种完结。自洛被白雪掩埋之日起，迄今已有十八年了。他们下山回到车上，天已经黑了。

几天前，安克在勃兹曼的健身房里，遇到一位名叫海登·肯尼迪（HaydenKennedy）的年轻登山者。肯尼迪，二十七岁，几年前首登了巴基斯坦一座臭名昭著的塔峰，食人魔峰，并以此拿到了攀登界的年度重磅奖项，金冰镐奖。科罗拉多州的肯尼迪，和他波兹曼的女友英格·珀金斯（IngePerkins）最近搬到了镇上的一套公寓里。高中毕业后，肯尼迪就一直住在他的面包房车里，开启了攀登生涯。23岁的珀金斯也是名优秀的滑雪者和登山者，在蒙大拿州立大学读大四，主修数学。安克和珀金斯家住在一条街上，他曾教过英格一些攀登技术。肯尼迪的父亲迈克尔是位功成名就的登山家。几十年前，安克和肯尼迪的父亲迈克尔一起爬过山。安克是看着海登长大的。

在亚历克斯·洛峰祭奠仪式的两天后，肯尼迪和珀金斯在攀登Imp峰时遭遇雪崩。Imp峰地处偏僻，位于海厄利特峡谷的西南山脊，是一处滑野雪的地方。那是雪季的新雪。肯尼迪的半个身子都被埋进去了。他自己爬了出来，却没发现珀金斯的踪影。他在雪崩现场中搜寻了好几个小时，不停地搜寻和挖掘，尽管他心里知道，被埋在雪中的雪崩遇难者几乎挺不过20分钟。最后，他放弃了，滑雪下撤，开车回到了波兹曼。后人们只能推测，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他心中充满了恐慌、痛苦和自责——他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那天晚上，他在公寓里，写了封15页的信，然后服了致命剂量的止痛药和酒精。

海厄利特峡谷一处雪崩。摄影：B.VandenBos

肯尼迪从来没有暴力倾向，也从没有自暴自弃、亦或是鲁莽行事。“他的童年没有受过任何创伤。”迈克尔·肯尼迪最近对我说，“难道是有什么我们没有觉察到的事情吗？我们也很费解。”与食人魔峰相比，Imp峰好比是日常郊游一般的线路，充满乐趣。“他在纸条上写道，‘我们去那儿都是我的错，’”他的父亲继续说，“我认为，在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里，真正困扰他但在信中没有明言的一点是，他觉得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海登·肯尼迪遇难的一周前，他在一个名为EveningSends的登山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悲伤的文章，讲述了最近他的一些攀登搭档在山上遇难的事情，其中包括和他一起攀登食人魔峰的凯尔·邓普斯特（KyleDempster）。邓普斯特和另外两名登山者在一年前的一场暴风雪中失踪，当时他们正尝试攀登食人魔二峰。近年来，世界顶级登山者和滑雪者的死亡率，甚至能和一个战斗排的死亡率相提并论。在那篇文章中，肯尼迪抛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经常困扰着那些经历过遇难事件的人们：“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当中有些遇难了，有些却能幸存下来？”

叁

去年秋天的一个午后，安克给我看了笔记本上的一页纸，上面有三十多个手写的名字——都是已经遇难的好友和搭档，几乎都死于攀登事故。很多人的名字就像圣经故事或棒球故事一样耳熟能详，唤起了我的悲伤记忆。这份名单始于安克的导师马格斯·斯达普（MugsStump），他在年攀登德纳里峰时掉进冰裂缝。这份名单之后是斯科特·亚当森（ScottAdamson），贾斯汀·格里芬（JustinGriffin），汉斯·萨里（HansSaari），道格·库姆斯（DougCoombs），奈德·吉列（NedGillette），米拉·施密德（Mira?míd），哈里·伯杰（HariBerger），托德·斯金纳（ToddSkinner），沃尔特·希普利（WaltShipley），昂·夏尔巴（AngKajiSherpa），乌里·史塔克（UeliSteck），迪恩·波特（DeanPotter）。除了想要实现自我价值之外，这些殉道者们从不寻求任何目的和结果。

“我之前和海登聊起过，痛失亲友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安克说。“就在那之后，他也陷入了这种痛苦之中。整个世界一片黑暗，想过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之前从没有深入聊过这件事，因为这个话题会让人联想起自己的羞耻心或脆弱。”

海登·肯尼迪在写字。摄影：CourtesyofUrbanNovak

肯尼迪自杀一周后的一个晚上，安克给波兹曼的心理治疗师蒂姆·泰特（TimTate）打了电话。安克和泰特经常一起去徒步，聊聊各自的生活。泰特曾帮助安克和洛一家度过了那段黑暗的时光。所谓黑暗的时光，正是安克所说“身为幸存者的负罪感”——总觉得自己在过着他人生活的不安感。

与泰特的谈话简明扼要，正如同与安克的谈话一样。安克想知道，泰特是否愿意为北面公司提供痛失亲友、过度悲伤和心理伤害等问题的心理咨询服务。北面是家年在旧金山湾区成立的户外用品公司。安克是北面运动队的队长，这个团队汇聚了多名户外探险者，包括攀岩者、登山者、极限滑雪者、单板滑雪板者和超级马拉松越野跑者。他们都是由北面赞助的运动员。

肯尼迪和珀金斯的遇难对许多北面的年轻运动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他们俩都不是该公司的赞助运动员。年春天，安克带泰特来到加州的阿拉梅达市，与北面高层会面。“我想隆重介绍一下我的导师甘道夫，”安克说。此言既是指自己和泰特的关系，也在说泰特的萨满教徒般的行事风格。这种行事风格根植于他内心深处，甚至也可能天生如此，但他也受过后天的训练。泰特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荣格派信徒，也是传说荣格继承者詹姆斯·希尔曼的朋友兼助手。泰特在他的修行中，融入了一些禅宗佛教和北方平原住民部落的各种仪式和信仰。泰特对公司高层们阐释了他的心理疗法，以及他对健康的理解。“我更愿意让人们了解他们病症的来龙去脉，而不是抑制症状或控制问题。”他最近对我说，“我们需要解决运动员们长久以来特殊的使命感。这不是唤醒自我人格的神话故事，而是一种他们无法拒绝的召唤。他们的大脑里有一个喇叭在反复回响。他们身不由己，但势在必行。”

不久后，“甘道夫”作为一名智者开始出现在北面的活动中，一些运动员被他说话的方式以及他与安克的关系所吸引，指名道姓要见他。其中还有几个人跳过了北面公司，自行跑去了波兹曼，接受泰特所谓的闭关修行。修行包括为期两天、每天两轮两小时的训练，还要完成各种任务。如果运动员表现不错，还有机会接受安克和洛·安克会的亲自指导。

“我小时候是名牛仔，”北面单板滑雪运动员马克·卡特（MarkCarter）对我说。“我们那儿的人从不参加心理治疗。”卡特在怀俄明州的养牛场长大，副业是卖牛肉。他的赞助商还有一个牙签品牌。他说，他这一生中最悲痛的事情就是一名堂兄的离去。那名堂兄与他同龄、同姓，是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年死于伊拉克。“蒂姆给我布置了家庭作业，”卡特说。“他让我给堂兄写了封信。我写了两个月。”

希拉里·艾伦（HillaryAllen），绰号“希拉里山羊”，是北面赞助的超马越野跑运动员。她还是名神经科学硕士。年，28岁的她参加了场35英里天空跑比赛，奔跑在挪威的山脊上。她脚下一滑，摔下四十多米深的悬崖，背部、胸腔、手臂和脚部共14根骨头骨折，还撕裂了一处韧带。“我吓坏了，”她说。“我一直在做恶梦。我心里一直想穿越回那一天，好让这个悲剧不再上演。我有种负罪感，犹豫着还要不要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这件差点害死我的运动。大家建议我找一位运动心理学家或定期参加心理咨询，但总觉得不太合适。”相反，她去了波兹曼，找了泰特闭关修行。“他才是我的菜。我是一个向往山峰的人。我可不是那种穿着粉红衣服的黏人女生。”

现年71岁的泰特，从80年代初就开始就在波兹曼进行心理治疗。泰特住在波兹曼附近，他的一个朋友泰德·叶茨（TedYates）在一次严重的车祸后，陷入了抑郁症和吸毒成瘾的恶性循环，最后自杀身亡。这个事故后，泰特发现自己有种化解痛失友人的悲伤的能力。耶茨的父亲是一位备受尊敬的电视纪录片导演，他在报道第三次中东战争时被枪杀。耶茨的继父是《60分钟》的记者迈克·华莱士（MikeWallace）。泰特在乔治城的一个圣公会教堂里主持了耶茨的葬礼。后来有一天，在一辆豪华轿车的后座上，他发现自己在开导悲痛欲绝的华莱士。在年希腊的一次徒步事故中，华莱士失去了一个儿子。华莱士对他说：“我不知道你刚刚是如何开导我的，但我深感敬佩。”他回忆说，凯瑟琳·格雷厄姆（译者注：KatharineGraham，美国报业第一夫人，《华盛顿邮报》前发行人、董事会主席）问泰特是否也会主持她的葬礼。泰特现在还戴着华莱士送给耶茨的君皇牌手表。

“悲伤打开了通往脆弱的大门，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都可以直面生活，活在当下，”泰特告诉我。“长者、圣人、萨满教徒或巫师们的教义——这些都不是我想提倡的方式。这就是我自己独有的方式。对运动员们来说，也很有效。”

肆

9月下旬，安克和泰特给我发了一段自拍视频：金色黄昏中，他们酷似两位银背大猩猩在山脊上徒步。他们邀请我去波兹曼。“来我们家玩儿啊，看看我是在哪里工作的，看看我和亚历克斯生活的地方。”安克说。我不知道他是想说“我和珍妮生活的地方”，还是想说洛一直没离开这栋房子、这个家庭，他的精神以某种形式永垂不朽的。“到10月5日，就满20年了，”安克接着说。“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成为了我们回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

泰特说：“顺便来我的办公室实地考察下。总没坏处的。”

泰特在机场迎接我——拥抱了我，说了句“你终于来啦”——然后我们开车进城去散步。90年代初，我和妻子从大学毕业后，就住在波兹曼。彼时亚历克斯·洛已经是个名人了。有一天，一位住在亚里克斯家街对面的朋友把我引荐给他。我感觉就像和迈克尔·乔丹握手一样。当时，我看了些相关题材的杂志文章和电影，对山野生活有些模模糊糊的概念——在滑雪上小有所成——但我很快发现，我在这方面没有成为一流高手的天赋，也没有承受风险或痛苦的能力。20年前，我爷爷和姑姑在一场雪崩中遇难，当时我父亲在场。几十年来，这些悲剧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们的家庭。

我想看看我和妻子当年租的公寓。当我指给泰特看那所房子时，他顿了一下，说道：“这也是我和妻子刚搬到波兹曼时住过的地方。”竟然是同一处房子：巧得让人觉得冥冥中自有天意。他又说道：“我们听说公寓最后一位租客在房间里上吊自杀后，我们就搬了出去。”

那天下午，我们在他的办公室呆了一会儿。在波兹曼市中心一栋老砖房的一楼，泰特会见了他的客户——“在蓝色大门后面，”他经常这么说。（他从上一处缅因街的办公室里弄来了一扇漆成蓝色的前门，这成了他在波兹曼的招牌。）他又高又壮，留着白色的小胡子，衣服上打着灵魂般的补丁，留着经常梳成发髻的长卷发。今天，他坐在办公室里，打着领带，穿着格子衬衫、徒步裤和靴子。房间里装饰着羽毛、骨头、牛仔元素和美国原住民艺术。卡尔·荣格的《红书》精装版摆放在书架上，摊开到关于地狱的那个章节。他一天上七节课。他说：“每节课之间，我都会有焚烧雪松的仪式。”每年，他都会从近加拿大边境的库特奈国家公园里的同一棵树上采摘雪松。“很多人都赶时髦，开始用鼠尾草或之类的东西。我当年跟着一位脱离族群的克劳人，做了十二年学徒才学来的。所以我问心无愧。这是我自己下功夫学来的。”

泰特既不玩登山，也不玩滑雪，至少还达不到那些来找他的北面赞助运动员的水平。对他们来说，泰特有点像那些从来没有实践过，但却掌握了一些基本要领的教练。

大多数运动员似乎对泰特丰富的经历知之甚少。在蓝色的大门后，他们倾诉，泰特倾听，但等我坐在沙发上时，我却必须要问他：“说说你母亲的故事吧。”她是一位在密歇根长大的瑞典人，她在芝加哥北部的穆迪圣经学院遇到了泰特的父亲，他是一名长老会教徒，当时他们正在那里接受传教士培训。“他比较守旧，不苟言笑。他热情洋溢，传教布道时单凭一张嘴，从来不用讲义，”泰特说，“甚至有些太过了。”

泰特的父母在不惑之年时生下了他，是四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是一个“意外”。他的童年时光就是“皮带抽着屁股”度过的。“父母不准我参加舞会。”泰特跟着哥哥去了迪比克的一所长老会学院，想成为牧师。他却爱上了一名啦啦队长，她的父亲是德国人，也是长老会的牧师。在德国的斯图加特市那里，这对情侣和女方家人一起，度过了他们的大学三年级时光。为了方便搬到一起住，他们结婚了。泰特二十岁时生了个儿子。儿子出生仅6天之后，他们又偷渡回了迪比克。“那是年，”他说。“那一年我大四。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变得激进。我从预科学校退学，拿到了教师资格证书。”毕业后，在学生抗议的浪潮中，他和他的新家回到了德国的席勒学院。他在那里担任讲师，后来成为了教务处主任。“我烧掉了我年轻时读的神学书籍。取而代之的是海德格尔、歌德、维特根斯坦、尼采，以及精神分析学——荣格的著作。”

一名生于19世纪中叶的叛教者，开始寻找心灵的归属和肉体的原罪：在70年代中期之前，泰特一直在南加州一所名为“金色西部”和“橙色海岸”的社区学院，教授心理学和人格理论。“显然，我不太适合结婚。”他说，“离婚后，我只分到了我那辆雅马哈摩托车，和一个宝蓝色的懒人沙发。（他现在和儿子很亲近。）脑补一下这个画面，这位叛教者从摩托车上下来，穿着佩斯利花纹衬衫，带着头巾，紧身裤塞在高筒靴里，走进金色西学院的课堂，教授人类性行为的课程。“教职工们对我本人，我的性格以及我的教学风格都很反感，”他说，“我对学习理论知识很感兴趣。”一名叫苏珊的女人，不幸嫁给了一名来自宾州的门诺派教徒，开始出现在他的人类性行为课上。

泰特和苏珊开着他的达特桑汽车上路了。他们兴奋十足，几个月后开到了蒙大拿州迈尔斯城，泰特姐姐就住在这里。想当年泰特十几岁的时候，每到了暑期就在迈尔斯城组乐队。苏珊在一家名叫墙洞的酒吧找到了服务员的工作。泰特在派恩山少管所找到了一份辅导员的工作。这是一所州立学校，专门招收顽劣的少年犯。“这里一直以来的管教方式就是用镇静剂和面壁思过惩罚他们，”泰特说。少管所聘请他来，想试试一些更先进的管训体系。“这些孩子劣性十足，都是心狠手辣的角色。就是在那里，我心中关于人性本恶的残念才彻底消失。”年，这对夫妇搬到了波兹曼，生了一个女儿。苏珊在一家名为“时代领头”的发廊找到了份工作。泰特教授历史，开始了他的治疗实践。

在80年代初，泰特偶然认识了一位半克劳族血统、半苏族血统、半蒙大拿州祖籍的白人男子。他叫斯科特·弗雷泽，当年在比林斯的一家炼油厂工作时他差点出事儿死掉了，后来在克劳族太阳舞的仪式中成为酋长，并在族人的反对声中，向外界公布了这项臭名昭著的残酷仪式。泰特参加了其中10次仪式，每次均为在无水无食物补给的情况下，进行为期3到4天的高强度运动。在弗雷泽的督促下，他在荒野之中找到了四头老鹰的尸体，并摘下它们的羽毛。他参加了一项传统的高海拔绝食训练——为了寻求异象。“当你一个人在山顶不吃不喝坐了三天，什么都无所谓了，”他说。“所有的精神防备都消失殆尽。”

“只要我对某件事感兴趣，我定会深入研究进去，”他继续说。“但显然这有些像邪教了，所以我给自己找了个借口没再继续。”

泰特还参与了诗人罗伯特·布莱领导的早期“神话传说男性运动”。一篇关于“布莱和格林童话”的文章成为了童话故事《钢铁约翰》雏形（后来成为布莱年畅销书的书名），这篇文章吸引了泰特的兴趣，他去了趟布莱在明尼苏达州休伯特湖的小屋。“那里有一百多人，”他说。“它变得很西式。他们一度建造了6栋汗蒸房。主导这件事的人远远超过了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当时我在克劳族药师那里工作了三年。我及时介入，让这件事回到了正轨。”在这群男人的聚会上，你要认领自己的动物图腾。泰特的图腾是一头驼鹿，布莱的是一头熊。“我会像麋鹿一样昂首阔步，之后布莱和我经常像熊一样摔跤。”他说。

“我喜欢大块头的男性，”泰特告诉我。“我自己块头就很大。这类人个性鲜明，身材高大。所以康拉德和我相处得很好。和那些谦卑的成功人士待在一块儿的时候，我才会觉得舒坦。”

伍

那天晚上，我们与安克和作家戴维·夸曼碰面，喝了几杯。这三个人是自称是波兹曼地区的“苏格兰俱乐部”里非正式聚会的常客：他们偶尔会在偏远的小木屋里度过醉生梦死的夜晚。讲述着故事，探讨着真理，此刻每个人都摘掉了面具。正如镇上的其他聚会一样，在这个小型聚会上我不断听到大家提到普通人（也就是那些非著名登山者），他们所爱之人在攀登和滑雪事故中遇难。在这类群体中，它几乎和癌症一样常见。作为攀登界中的大佬，安克和洛·安克，似乎与他们所有人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安克一头棕发，方下巴，为人热情且含蓄。蒙大拿州的朋友都劝他干脆去竞选公职算了，但他觉得自己脸皮还不够厚。他在加州中部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附近长大。自淘金热以来，他长大的那块地世代属于他的家族。他的母亲在德累斯顿郊外长大，二战刚结束时，她在德国遇到了还在当兵的父亲。安克在加利福尼亚的花岗岩岩壁上学习攀岩入门，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吸引了他，最后他成了一种新兴攀登形式的先锋：专攻高海拔大岩壁攀登。年，他与吉米·金（JimmyChin）和雷南·奥兹特克（RenanOzturk）首登上了梅鲁峰。梅鲁峰位于印度，冰岩混合地形，上世纪80年代马克·斯汤普（MugsStump）曾尝试攀登过两次。这次攀登的素材促成了一部纪录片。安克很擅长塑造戏剧化的故事情节。他第一次出名是在年，当时他在离珠峰峰顶不远的地方，发现了早期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GeorgeMallory）的尸体。75年前，马洛里就是在那里遇难的。无论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他自己选择的路，安克陷入了一种失踪与重现、死亡与重生的因果循环之中。

安克继承了亚历克斯·洛在波兹曼地区中的名人光环。那天晚上喝了点酒之后，他走了一条小路回家，没有走大路，而是走了后巷，无精打采地在一片阴影中踱步着。“饿狼般的眼睛，”他说。他解释道，小镇上的人们看他的眼神，让他觉得好像他们总是想占用他片刻时间、获取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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